李渡烧酒作坊遗址(位于江西省南昌市的遗址)

李渡烧酒作坊遗址

李渡烧酒作坊遗址（全称：李渡元代烧酒作坊遗址），位于江西南昌市进贤县李渡镇，遗址总面积约1600平方米，是中国发现的时代最早、遗迹最全、遗物最多、延续时间最长、且最具鲜明地方特色的烧酒作坊遗址。

隋唐及以前，李家渡民间酿酒盛行。元代，李渡开始生产小曲酒，且当时李家渡已有14家酒店、6家酒作坊集中分布。2002年6月，江西李渡酒业有限公司在老厂改建生产车间时，发现李渡烧酒作坊遗址；同年7月至11月，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李渡烧酒作坊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该发掘项目被评为“2002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04年2月7日，李渡烧酒作坊遗址考古项目获得第五届田野考古奖三等奖。2006年5月25日，李渡烧酒作坊遗址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8年，李渡烧酒作坊遗址入选第二批国家工业遗产名单。

李渡烧酒作坊遗址展现了自元代开始的多个时期的遗存，包括水井、炉灶、晾堂、酒窖、蒸馏设施、墙基、水沟、路面、灰坑和砖柱等，布局合理，设施配套，工艺独特；出土遗物包括石器、陶器、瓷器、竹木器、铁器、铜器等。其中以陶、瓷器为主，种类有碗、盘、碟、盏、盅、靶杯、压手杯、勺、罐、炉、灯、盒、缸、瓮、盆、擂钵、瓦、砖等，酒具最为丰富。李渡烧酒作坊遗址的发现，见证了江西省悠久的酿酒历史，丰富了李渡酒文化内涵。

历史沿革

隋唐及以前，李家渡民间酿酒盛行，完成从米酒到小曲酒的演变。北宋（976-983年），邓金林、娄宝洪定居李家渡，带来小曲酒技艺，开办家庭作坊酿造“土烧”。元代，李渡开始生产小曲酒，李家渡有14家酒店、6家酒作坊集中分布；李渡白酒作坊遗址成为国内已知最早的烧酒作坊遗址。

明末清初，小曲酒工艺逐渐被大曲酒工艺替代，酿造方式改进为“固体发酵，固体蒸馏”。明正德十五年（1521年），梅焕薪、黄德昌分别开办“福生”“福昌”酒店，推动白酒生产规模化，作坊扩展至28家。清代，酿酒业鼎盛，专业作坊达38家，产量达六十万斤；乾隆，邓财茂掌握完整大曲酒工艺，爱新觉罗·弘历为李渡酒题写“江右名酒”；清末，万茂酒坊酿出李渡高粱酒；解放前夕，仅存9家作坊，产量不足20万斤。

1956年，9家作坊接受改造，转为公私合营民生酒厂。1959年，酒厂转为地方国营李渡酒厂，酿出多款名酒，产品成为人民大会堂和庐山会议专用酒。

2002年6月，江西李渡酒业有限公司在老厂改建生产车间时，发现李渡烧酒作坊遗址古代酿酒遗迹；同年7月至11月，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李渡烧酒作坊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该发掘被评为“2002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04年2月7日，李渡烧酒作坊遗址考古项目获得第五届田野考古奖三等奖。2006年5月25日，李渡烧酒作坊遗址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14年起，李渡烧酒作坊遗址创建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开展沉浸式研学旅游。2018年，李渡烧酒作坊遗址入选第二批国家工业遗产名单。

地理位置

李渡烧酒作坊遗址位于江西南昌市进贤县李渡镇，遗址总面积约1600平方米。

方位布局

综述

在李渡烧酒作坊遗址发现的遗迹有水井、炉灶、晾堂、酒窖、蒸馏设施、墙基、水沟、路面、灰坑和砖柱等，它们分属元、明、清至近代等不同时期，按不同层次集中呈现出来。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与当地地下水位逐年升高有关，作坊区的位置随着地下水位上升而不断抬高。

遗迹

水井

水井始建于元代，后经增建、修补，至近代废弃，深4.25米。底部和井圈用红麻石修砌，底部建在流沙层上，井壁用青砖竖砌并以黄泥勾缝，井圈呈六边形，周围有三合土构筑的散水和用红色石块、青砖砌成的水沟，是酿酒供水的重要场所。

炉灶

炉灶是酿酒中原料蒸煮糊化和小锅酒蒸馏的重要设施，用红色石块和青砖修砌，始建于明代，一度短暂废弃后经增建、修补并用生石灰填补继续使用。火膛呈椭圆形，以红色石块铺底，长径2.8、短径1.42、残高1.98米，烟道位于头端两侧，炉箅上有烧结面，火膛内堆积分3层，第1、2层为废弃后堆积，第3层属使用时期堆积。灶前工作坑呈“凹”字形，长2.7、宽1.6、深1.84米。

晾堂

晾堂共两处，是酿酒拌料、配料、堆积、扬冷甘谷甜醅和前期发酵的场地，用卵石和三合土铺成。

清代晾堂：距地表深0.15~0.25、厚0.06~0.16米，已揭露面积约40平方米，土色棕黄较坚硬，边界用红色石块砌成，东部以卵石修补，残存有酒醅痕迹。

明代晾堂：距地表深0.58~0.7、厚0.08~0.11米，已揭露面积约50平方米，由北向南倾斜，北部及西北部用红色石块砌出边界，南部及西南部以水沟为边，表面凹凸不平，有3层堆积，第1、2层仅局限在北部且铺有生石灰，第3层为三合土结构。

酒窖

酒窖分圆形、腰形和长方形三种，是酿酒前期发酵、主发酵和后期发酵的场所。

圆形酒窖：共22个，明代9个，6个仍在使用，直径约0.9~1.1、深约1.52米；元代13个，直径0.65~0.95、深0.56~0.72米。先挖大坑，坑底再挖小圆坑放置陶缸，用青砖夹土修建成砖砌圆形地缸发酵池，部分残存甘谷甜醅和黄水，始建、使用及废弃过程不同，有多次增修和改造，部分沿用至今，部分废弃较早。

腰形酒窖：两个以酒窖的地缸封闭后改造而成，长2、宽0.78~0.94、深1.43米。

长方形酒窖：砖砌，窖底涂泥，属现代酒窖，长2.13、宽1.08、深1.48米。

蒸馏设施

蒸馏设施共2个，圆桶形砖座，内壁及底部用三合土填抹，分别属清代和明代。明代蒸馏设施一度短暂废弃，清代经增建、修补后继续使用，直径0.8、高0.62、距炉灶0.85米，是传统固态发酵法白酒蒸馏中盛放冷水或放置“天锅”的地方。

建筑遗存

墙基用红色石块和青砖修筑，有沿用、增建痕迹；路面坚硬。

整体特点

李渡烧酒作坊遗址发现的不同时代酿酒遗迹，布局合理，建造精良，生产工艺独特，反映出中国南方白酒生产在技术及工艺上的特点和传统。

文物遗存

器物类别

李渡烧酒作坊遗址出土遗物包括石器、陶器、瓷器、竹木器、铁器、铜器等。其中以陶、瓷器为主，种类有碗、盘、碟、盏、盅、靶杯、压手杯、勺、罐、炉、灯、盒、缸、瓮、盆、擂钵、瓦、砖等，酒具最为丰富。一些陶器表面施釉，并有圆圈纹。在部分白土楼花井圈和“李浦塘井”等铭文。石器有砖、模印、印纹陶等，竹木器有拌糟的工具和晾堂上使用的竹签等，铁器种类有刀等，铜器包括房屋构件和钱币等。

陶瓷器

瓷器可分青白釉、卵白釉、甜白釉、青釉、黑釉、青花、青花釉里红、霁蓝、粉彩等品种，以青白釉、卵白釉、黑釉和青花瓷数量最多。青白釉、卵白釉瓷多印花。黑釉瓷多为素面，个别有兔毫斑。青花瓷的装饰题材繁多，以折枝和缠枝花卉、结带、岁寒三友、宝杵、缠枝花捧杂宝、排点、水草、菜藤菜、葡萄、蕉叶等植物类图案最为常见，还有云气、通景山水、寿山福海、山石、海水、树石栏杆等风景类，垂钓、暮归、仙人乘槎、昭君出塞、天官赐福等人物类，鱼藻、蟠螭、海马、田螺等动物类和梵语题材。少数瓷器的内、外底有题款和花押，年款有“大明成化年造”“大明嘉靖年制”“大明年造”“同治年制”等，还有“万”“万祥”“万金”“裕”“森”等名号款以及“福”“寿”“喜”“玉”“富贵佳器”“玉器”“古风”“文字”等吉语款。

酒具

在350余件完整和可复原的遗物中，有73件不同时代的饮酒器，包括盏、盅、靶杯、压手杯等。元代以前的酒器形体较大，可能那时盛行洪洞醪糟之类的酿造酒。到了元代饮酒具开始变小，这种变化可能和蒸馏白酒的出现有关。蒸馏白酒的乙醇浓度较高，显然不适宜使用大饮酒器。酒淋柜中出土的饮酒器具从元、明、清至近代，整体上呈现出逐渐变小的趋势。其中，有两个清代青花小酒盅仅纽扣大小。

价值意义

研究价值

李渡白酒作坊遗址的发现和发掘具有极高的价值与意义，它不仅证实了元代已生产固态或半固态发酵蒸馏酒，印证了《本草纲目》中关于烧酒自元时始创的记载，将此类蒸馏酒的出现时间至少推至元代，为破解中国白酒起源之谜提供了最具说服力的实物依据；还完整呈现了不同时代白酒酿造工艺流程，为研究中国传统蒸馏酒酿造工艺和技术水平演变提供了宝贵资料，丰富了中国科技史内容；同时反映了历代统治者酒类政策的变化，再现了赣江、鄱阳湖流域酒文化传统，丰富了中国酒坊遗址专题考古的内容，出土的饮酒器具也为研究白酒起源和发展提供了重要佐证。

发掘意义

李渡烧酒作坊遗址酿造白酒的历史始于元代，历经明、清，延续发展至今。它是继四川成都水井坊之后中国发现的又一处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古代白酒作坊遗址，时代较早、遗迹全面、遗物较多、延续时间较长，为研究中国酿酒工艺的起源和发展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此次发掘也为真正实现用考古发掘出的酿酒现场和遗物来再现赣江、鄱阳湖流域酒文化传统进行了一次有益尝试，丰富了中国科技史和中国制酒作坊遗址专题考古的内容。

历史文化

李渡烧酒作坊遗址深植于“临川文化”之中，其所在地李渡镇古称李家渡，历史上为临川商贾名镇，两宋之际形成圩市，元末明初发展为繁华商业市场，凭借水陆交通优势长期繁盛；这里酿酒历史久远，既有八仙闻香畅饮的神话传说，也有晏殊、王安石等历代文豪驻足豪饮题咏的佳话，清代乾隆形成九家知名酿酒作坊，其酿酒文化与赣江、鄱阳湖流域的稻作文化、陶瓷文化、道教文化深度融合，积淀了深厚的历史底蕴，且遗址的发展变迁也折射出历代酒类政策的演变，丰富了中国酒文化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