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主张谁举证(证明责任具体分配的一项基本规则)

谁主张谁举证

谁主张谁举证（英文名：Who Advocates，Who Evidences；别名：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应承担举证责任）在一般情况下，是证明责任具体分配的一项基本规则。其在中国的法律依据主要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谁主张谁举证包括原告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以及有关事实应负责举证；被告进行答辩或提起反诉、反驳原告的诉讼请求，要提出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第三人提起诉讼或参加诉讼，对自己的主张和请求也应负举证责任。

谁主张谁举证规则起源于罗马法。谁主张谁举证规则的产生旨在总结古典罗马法时期的两项证明责任规则，它在中世纪的罗马法复兴时期（11~15世纪）被曲解成消极事实理论，在近现代法中借助规范说获得新的运用形式。1982年，中国颁布了《民事诉讼法（试行）》，其中第56条第1款对证明责任分配作出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定。1991年修订的《民事诉讼法》保留了该项规定。但仅规定了行为意义上的证明责任。2001年，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引入了举证责任的双重含义，完善了制度体系。2019年12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公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决定》，其删除了“举证责任倒置”的具体规定。2023年9月1日，第五次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据法规则是对提起诉讼和扩大争点的约束机制，可以防止滥诉和争点的无序扩张。遵循这一证据法规则，可以建构司法的负反馈循环，使诉讼和审判相互抑制，从源头上减少纠纷，实现“以讼止讼”和“以错止错”。

发展沿革

在欧陆证明责任学说史中，谁主张谁举证规则的产生旨在总结古典罗马法时期的两项证明责任规则，它在中世纪被曲解成消极事实理论，在近现代法中借助规范说获得新的运用形式。

世界发展

罗马法中的谁主张谁举证规则

罗马法传统对现代证明责任理论的形成具有深远影响，欧陆中世纪法和现代法中的证明责任规则均有其罗马法基础。在罗马法一千三百余年（公元前753年至公元565年）的发展历程中，先后存在三种不同模式的诉讼程序，分别为法律诉讼、程式诉讼和非常审判。早在法律诉讼时期，就产生了第一项证明责任规则，“原告未证明则开释被告”。进入程式诉讼时期（公元前17年到公元3世纪中叶），随着商业交往的繁荣和法律技术精确性的要求，仅凭“原告未证明则开释被告”规则越来越不足以解决诉讼中的证明责任分配问题。为完善第一项证明责任规则，这个时期被告不仅应对债的清偿承担证明责任，还应对自己提出的其他抗辩承担证明责任。因此，保罗将抗辩与债务清偿相提并论，他指出，“根据一般规则，那些主张抗辩或者已清偿债务的人”，应负证明责任。在这种背景下，产生了第二项证明责任规则，即“被告在抗辩中变为原告”。该片段出自保罗的《告示评注》第69卷“关于抗辩（de exceptionibus）”章节，旨在解决抗辩的证明责任分配问题。保罗的片段在证明责任的发展历史中具有重要作用，它在不同历史时期被赋予不同含义。直到非常审判后期（公元3世纪中叶~公元565年），查士丁尼一世皇帝的法学家们在这两项证明责任规则的基础上抽象出罗马法中的谁主张谁举证规则。即保罗片段中的“主张”概念，不再被限定为“抗辩的主张”，它还包括“诉的主张”。基于此，在保罗的片段中，“证明责任由提出主张的人承担”包括两层含义：提出“诉的主张”的原告，应就其主张举证；提出“抗辩的主张”的被告，也应就其主张举证。而谁主张谁举证规则在形式体系上就被作为证明责任的基本规则。

根据奥鲁斯·杰流斯（Aulus Gellius）在《阿提卡之夜（Noctes Atticae）》中的记述，“原告未证明则开释被告”规则的适用起初必须以法官对当事人品行的司法评价为前提。因此，其第一项证明责任规则的准确含义是，如果“原告未证明”且“双方当事人品行相当”“则开释被告”。在法律诉讼末期和程式诉讼初期，法官不再依职权而仅根据原告的申请来评价当事人的品行。到了程式诉讼中期，虽然法官仍可依申请评价当事人的品行，但这种品行评价已不再具有决定法官判决内容的作用，而仅是影响法官心证的一种次要因素。

罗马法中的两项证明责任规则之间的关系表现为：第二项证明责任规则以第一项证明责任规则为基础构建。首先，“被告在抗辩中变为原告”规则的构建基础是“抗辩与诉的等同”。抗辩产生于程式诉讼时期，旨在对抗严苛的市民法规则，维护法律公平，它是裁判官赋予被告对抗原告请求，以保护其利益的法律工具。在程式中，抗辩介于原告请求与判决程之间，它为审判员判罚被告增加一项限定条件。唯有原告请求成立且抗辩不成立时，审判员才能判罚被告。反之，原告请求虽成立，但抗辩也成立时，审判员应开释被告。在这种意义上，抗辩是被告对抗原告的攻击（诉的提起）的防御工具。基于“抗辩与诉的等同”以及“被告地位与原告地位的等同”，第二项证明责任规则以第一项证明责任规则为基础构建，前者是对后者的补充和完善。此点也表明古罗马法学家的传统或保守意识，新的法律规则的产生多是基于旧的规则的续造，而非重新构建。

中世纪法的证明责任分配规则

在中世纪的罗马法复兴时期（11~15世纪），由于注释法学家的曲解，构成了中世纪的消极事实理论。即“主张肯定事实者承担证明责任，主张否定事实者不承担证明责任”。根据消极事实理论，证明责任的分配取决于“主张的事实的性质（积极事实或消极事实）”，主张消极事实者不承担证明责任。而根据罗马法中的谁主张谁举证规则，证明责任的分配取决于当事人的“主张的性质（诉或抗辩）”。所以，消极事实理论完全背离了罗马法中的谁主张谁举证规则。

近现代欧陆法典中的谁主张谁举证规则

虽然消极事实理论偏离了罗马法中的谁主张谁举证规则，但注释法学家通过多种方法完善消极事实理论，实际上具有回归罗马法中的谁主张谁举证规则的倾向。由于这种倾向，消极事实理论并未完全阻隔罗马法的谁主张谁举证规则在欧陆法典化过程中对现代证明责任理论形成的重要影响。

欧陆法典

多马（Domat）首先抛弃了中世纪的消极事实理论，开启了现代证明责任理论的研究。在被誉为现代法学奠基之作的《根据自然秩序而加以论述的市民法》中，多马援引大量罗马法原始文献，讨论了“原告未证明则开释被告”和“被告在抗辩中变为原告”两项规则。也就是说，多马不仅完全接受了罗马法中的谁主张谁举证规则，还以法国法为素材对谁主张谁举证规则进行了实践运用。

作为多马的后继者，波蒂埃发展了多马的谁主张谁举证规则的理论，将该规则表述为：“主张债权者，应证明可产生系争债权的事实或协议；与之相应，若债已获得证明，主张债务解除者，应证明债的履行”。虽然该规定在字面意义上仅适用于债法领域，但法国学界早已将之扩张解释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基本规则。因此，经过多马和波蒂埃的理论引介，谁主张谁举证规则最先获得拿破仑法典的采纳。而世界各国法中的证明责任分配的基本规则之间也存在这种一致性。如德国民法典第一草案第193条、瑞士民法典第8条、意大利民法典第2697条等。这些规定与法国民法典第1315条一样，指向的都是具有深厚罗马法传统的谁主张谁举证规则。

规范说

现代证明责任理论的通说“规范说”正是以德国民法典第一草案第193条为实在法基础而发展的理论。由于这种原因，规范说与该条规定所体现的谁主张谁举证规则之间具有直接的渊源关系。这种关系具体表现为，规范说重塑了罗马法传统中的谁主张谁举证规则。规范说对谁主张谁举证规则进行重塑的原因在于，“诉——抗辩” 结构中的诉的概念和抗辩概念，在近现代民法的主观权利体系中，均发生了根本变化。

诉的概念被改造为请求权概念

19世纪后半叶，在实体法与程序法分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成为独立部门法的背景下，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萨维尼、普赫塔等学说汇纂派的作者们，去除诉的程序内容而仅保留其实体内容，提出“私法诉权说”。在这种意义上，诉权只是主观权利的延伸形式，它是私人享有的通过诉讼实现主观权利的手段。而温德沙伊德则完全剥离了诉的概念中的程序因素，提出作为纯粹实体法概念的请求权概念。

抗辩概念被改造为抗辩权概念

在温德沙伊德的权利体系中，权利分为两大类型：一类是与他人无关的意思支配的权利，这包括支配权和形成权；另一类是针对他人的意思力，即要求他人为特定行为的权利，这指的是请求权。此外，作为请求权的反对权，抗辩权旨在阻止请求权的行使。所以，根据实现方式的不同，权利可分为支配权、请求权、形成权和抗辩权。在主观权利体系下，如果对传统的 “诉——抗辩”结构进行权利化改造，那么将形成 “请求权——抗辩权”结构，但这种结构有两方面的缺陷。一方面，与诉的概念相比，请求权概念的外延较为狭窄。请求权概念仅是权利概念的下位概念，它仅对应给付之诉中的主观权利。根据请求权概念，无法解决确认之诉和形成之诉中的证明责任分配问题。另一方面，相比于抗辩概念，抗辩权概念的外延较狭窄。在德国法中，“抗辩权“与“抗辩”具有不同的指涉对象。“抗辩权”专指“私法上的抗辩权”，它包括先诉抗辩权、时效抗辩权、同时履行抗辩权等。而狭义的“抗辩”被称作“诉讼上的抗辩”，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领域有意义，它包括“权利阻碍抗辩”和“权利消灭抗辩”两种类型。前者如被告提出的合同效力瑕疵的抗辩，它可阻碍原告的合同请求权的产生。后者如被告提出的债的清偿的抗辩，它使得原告的合同请求权归于消灭。除狭义抗辩的两种类型外，广义的抗辩还包括第三种类型，即“权利阻止（受制）抗辩”。被告提出这种抗辩时，并不能阻碍原告的请求权的产生或者使其权利消灭，但可阻止原告请求权的实现。这种类型的抗辩实际上指的就是抗辩权。因此，在主观权利体系下以及公法诉权说的主导下，诉的概念和狭义的抗辩概念均被限定为仅在诉讼程序领域有意义，罗马法传统中的“诉——抗辩”结构不能继续用于说明谁主张谁举证规则。另一方面，在主观权利体系中，由于请求权概念和抗辩权概念的外延范围与传统的诉的概念和抗辩的概念相比均较为狭窄，“请求权——抗辩权”结构不能为谁主张谁举证规则提供完善的解释方案。

基于“基础规范——相对规范”结构对谁主张谁举证规则的改造

由于“诉——抗辩”结构的瓦解以及“请求权——抗辩权”结构的狭窄外延，现代证明责任理论须寻找其他途径来说明谁主张谁举证规则。在主观权利体系中，是从概念“主观权利”的角度来构建证明责任分配的理论结构的。而主观权利具有四种不同的权利状态: 权利产生、权利阻碍、权利消灭、权利受制。后三种权利状态可统称为“权利变动”。在此基础上，从主观权利的视角形成了“权利产生——权利变动”结构。根据该结构，谁主张谁举证规则被理解为：主张权利者应对权利产生的事实承担证明责任；反对该权利者，应对权利阻碍、消灭或受制的事实承担证明责任。由此可知，主观权利体系中形成的“权利产生——权利变动”结构完全可对应并取代罗马法传统中的“诉——抗辩”结构，因为两种结构中具有对等外延范围的“主张”：提起诉的主张的人，相当于提出了“权利产生”的主张；而“权利变动”包括的三种权利状态（权利阻碍、消灭、受制），完全对应了（广义）抗辩概念的三种类型。

与以消极事实为代表的“待证事实分类说”相对应，现代证明责任理论的主流学说是“法律要件分类说”。法律要件分类说在表述形式上并未完全采取上述“权利产生——权利变动”结构，而是从“权利要件”的角度构建了“权利产生要件——权利变动要件”的结构：主张权利者，应证明权利产生的要件事实；反对该权利者，应证明权利变动的要件事实。但显而易见，法律要件分类说的“权利产生要件——权利变动要件”结构，与“权利产生——权利变动”结构在本质上是完全等同的证明责任分配标准。规范说被认为属于法律要件分类说。规范说的创始人罗森贝克不是从主观权利的视角，而是从法律规范或客观法的角度来构建证明责任分配的基本规则。也就是说，规范说将依主观权利视角形成的“权利产生——权利变动”结构，转化为客观法视角的“基础规范——相对规范”结构。根据规范说，法律规范可分为基础规范和相对规范，前者指权利产生规范，后者包括权利阻碍规范、权利消灭规范和权利受制规范。其中，权利产生规范是指能够产生某种权利（主要是请求权）的规范；权利阻碍规范是妨碍权利产生的规范；权利消灭规范是指使已经产生的权利归于消灭的规范；权利受制规范指的是阻止权利实现的规范。由此可知，规范说的四种规范的划分，完全以权利的四种不同状态为标准。因此，这种法律规范或客观法出发型的“基础规范——相对规范”结构，与以主观权利为核心形成的“权利产生——权利变动”结构是完全对等的。基于“基础规范——相对规范”结构，罗森贝克指出，证明责任分配的基本规则是：“每一方当事人均必须主张和证明对自己有利的法规范（=法律效力对自己有利的法规范）的条件”。由此可知，罗森贝克的规范说根据“基础规范——相对规范”结构重塑了谁主张谁举证规则：谁主张适用基础规范，谁应就基础规范（权利产生规范）的适用条件承担证明责任；谁主张适用相对规范，谁应就相对规范（权利阻碍、消灭、受制规范）的适用条件承担证明责任。因此，规范说从客观法视角形成的“基础规范——相对规范”结构与主观权利视角形成的“权利产生——权利变动”结构或“权利产生要件——权利变动要件”结构，都具有相同内容的证明责任分配标准，它们与罗马法传统中的“诉——抗辩”结构均是完全对等的证明责任分配的理论结构。在“诉——抗辩”结构瓦解后，规范说基于“基础规范——相对规范”结构或“权利产生——权利变动”结构，为谁主张谁举证规则提供了新的解释模式。在这种意义上，规范说是罗马法传统中的谁主张谁举证规则的现代运用形式。

中国发展

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法治建设历程中，通过对规范说的理论继受和实践继受，中国证明责任分配的基本规则完成了从谁主张谁举证规则（民事诉讼法第64条第1款）到规范说（“民诉法解释”第91条）的发展历程。在这种对规范说的继受过程中，一直都有对谁主张谁举证规则的批评甚至否定。事实上，谁主张谁举证规则与规范说之间被武断割裂的内在关联，成为了中国理论与实践关于证明责任分配基本规则的纷争之源。

中国对谁主张谁举证规则的继受，可追溯至1907年清代民事诉讼律草案和1935年中华民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在新中国成立后长达30余年的时间里，由于对证明责任存在的一些误解，有关民事诉讼法的政策法规从未提及证明责任问题。在民事审判实践中，则是根据“谁主张，谁证明”来确定证明责任的归属。由于当时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民法关系比较简单，所以证明责任的分配在审判实践中并未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1982年。1982年3月8日，中国颁布了第一部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试行）》。该法第56条第1款首次对证明责任分配作出规定，即“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这项规定被简称为谁主张谁举证规则。该法采纳的谁主张谁举证规则，在此后继受规范说的过程中受到批评。在继受和批评谁主张谁举证规则的过程中，中国的证明责任学说史逐渐形成。

1991年中国修订《民事诉讼法》时，将1991年民事诉讼法第64条第1款原封不动地保留了1982年试行民事诉讼法第56条第1款的规定，当时主流的民事诉讼法学教科书均认为，谁主张谁举证规则是中国证明责任分配的基本规则。中国法律实践普遍认可谁主张谁举证规则，法院判决书甚至直接援引该规则。另外，谁主张谁举证规则具有精炼的表达形式和通俗易懂的内容，它是中国各种普法读物的重点宣传对象之一。由于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市场经济在全国展开，审判方式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当事人的主体性地位越来越受到重视。1982年《民事诉讼法（试行）》、1991年《民事诉讼法》都规定了当事人行为意义上的证明责任。该规定对当事人提出证据作了义务性的规定。很多学者认为，该条例仅仅规定了行为意义上的证明责任，而没有规定因真伪不明而产生的结果意义上的证明责任。

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出台了《证据规定》，第2条第2款规定“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尽管如此，第2条仍然没有规定结果意义上的证明责任。因为，该条规定并没有体现事实难以认定、真伪不明的情形。然而，第73条第2款规定“因证据的证明力无法判断导致争议事实难以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作出裁判”。该条规定才正式地承认了真伪不明之结果意义上证明责任。不仅如此，《证据规定》还对合同纠纷案件（第5条）和劳动争议纠纷案件（第6条）中特殊事实的举证责任分担予以了明确。对于特殊类型案件，《证据规定》第4条规定了几种举证责任倒置的特殊情形。《证据规定》第7条规定“在法律没有具体规定，依本规定及其他司法解释无法确定举证责任承担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既然证明责任分配属于法定的、既定的，那么，就应该排除法官自由裁量权进行证明责任分配。如果存在法律漏洞，填补法律漏洞，通过法解释学的技术适用即可。如此，该法便成为根据现代证明责任理论，明文规定了客观证明责任的法规。

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第2条第1款是否构成对规范说的实践继受，理论与实务有争议。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明确指出，这项规定是借鉴规范说的产物。虽然学说上不乏赞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观点，但否定者认为这项规定仅重复表达了谁主张谁举证规则，与规范说有较大差距。例如，张卫平认为，该规定仅是“民事诉讼法第64条的平面展开”，它仍不能被当作证明责任分配的基本规则。

在这种争议声中，虽然2012年民事诉讼法在同条沿用了1991年民事诉讼法第64条第1款的规定。但是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诉法解释”）第91条再次规定证明责任分配的基本规则。这项规定被认为既非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谁主张谁举证规则，也非“证据规定”第2条的简单重复，而是完全遵循了规范说的基本理论。而该“民诉法解释”第90条第2款仍重复了2001年“证据规定”第2条第2款。作为一种裁判规范，客观证明责任规范要求法官在真伪不明时作出不利于负有证明责任的当事人的判决。所以，在中国强调客观证明责任概念，具有防止法官违背证明责任规则恣意裁判的功能，以“证据规定”和“民诉法解释”明确规定客观证明责任概念确有进步意义。

2019年12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公布修改后的《关于民事诉讼法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民事证据规定》）删除了“举证责任倒置”的具体规定，将其纳入《民事诉讼法解释》的一般原则框架，同时强化了谁主张谁举证的程序保障（如证据交换、举证期限等），确保当事人能够充分履行举证责任。该法例自2020年5月1日起施行。

2023年9月1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决定》第五次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条对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举证规则提供了法律依据。并且第六十八条还要求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在人民法院规定的期限内及时提供证据。

中外对比

在外观形式上，中外证明责任学说史呈现出类同的发展轨迹，都实现了从传统的谁主张谁举证规则到规范说的转变。然而，在实质脉络方面，中外证明责任学说史经历了完全不同的发展路径。这集中体现在，谁主张谁举证规则和规范说之间的关系在中外学说史中各不相同。中国证明责任学说认为，二者是相互抵触的关系：谁主张谁举证规则具有诸多缺陷，应当被规范说取代。但在欧陆证明责任学说史中，二者是相容甚至是等同关系：传统的谁主张谁举证规则借助规范说的形式，仍得以有效存在于现代法之中。这其中的原因在于，规范说利用“基础规范——相对规范”结构改造了谁主张谁举证规则的“诉——抗辩”结构，前者是后者的现代运用形式。中国证明责任学说虽然先后继受作为舶来品的谁主张谁举证规则和规范说，却曲解了二者在欧陆证明责任学说史中形成的历史与逻辑关系，最终背离了欧陆证明责任学说史。中国证明责任学说对谁主张谁举证规则及其与规范说之间关系的曲解，造成法律适用上的诸多冲突问题。不过，其仍可基于对谁主张谁举证规则的重新解读，在解释论上化解这些法律冲突。

法律依据

例外情况

规定

民事诉讼中证明责任一般规则的例外，如举证责任倒置规定。证明责任的倒置又称证明责任分配原则的例外，是指在一定情况下，不应当按照证明责任的一般性分配原则决定某个案件的证明责任分配，而应当适用与该一般原则相反的分配标准分配证明责任，即不由提出事实主张的一方当事人承担证明责任，而由否认其主张存在的相对一方当事人承担证明责任。

如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等特殊侵权案件，按举证的一般原则原告应就其损害事实、被告行为的违法性及损害事实与被告违法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负担举证责任。但由于原告因受客观条件限制，原告既无举证的条件，也无举证的能力，要求其就损害事实与被告侵权行为存在因果关系负担举证责任几乎是不可能。相反被告却有条件、有能力举证，在此情况下，为了平衡双方当事人的举证利益，更好地保护社会弱者的合法权益，民事实体法规定对这类特殊侵权行为实行无过错责任，在举证责任上规定了由被告负担举证责任，即举证责任倒置。

分类

设置举证责任倒置主要有三类情况：一是实体法上为了保护特定主体，明确将举证责任进行倒置；二是程序法上为了实现特定的价值，明确将举证责任进行倒置；三是法律或者司法解释均无明确规定，但为实现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特别是在举证者的举证能力明显弱于对方的情况下，将举证责任倒置。第三种情况属于法官的自由裁量范围。中国《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条规定了对特殊侵权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分配，实行证明责任倒置：

1、因新产品制造方法发明专利引起的专利侵权诉讼，由制造同样产品的单位或者个人对其产品制造方法不同于专利方法承担举证责任。

2、高度危险作业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加害人就受害人故意造成损害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

3、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由加害人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及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

4、建筑物或者其他设施以及建筑物上的搁置物、悬挂物发生倒塌、脱落、坠落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对其无过错承担举证责任。

5、饲养动物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就受害人有过错或者第三人有过错承担举证责任。

6、因缺陷产品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产品的生产者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承担举证责任。

7、因共同危险行为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实施危险行为的人就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

8、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

9、有关法律对侵权诉讼的举证责任有特殊规定的，从其规定。

注意事项

在司法实践中，适用举证责任倒置规则时需要注意的是：

1、举证责任倒置规则适用的范围一般应限定在民法通则等实体法规定的几种特殊侵权案件和相关法律明确规定须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的案件。

2、举证责任倒置并不意味着原告不负任何举证责任而由被告证明一切。如侵权诉讼中的原告就仍应对主张权利发生的侵权事实承担举证责任。

价值意义

谁主张谁举证被认为是中国《民诉法》中证明责任的基石。并且其还由此衍生了“举证责任倒置”等证明责任的分配。

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据法规则（即举证跟随规则）是对提起诉讼和扩大争点的约束机制，可以防止滥诉和争点的无序扩张。它是司法的构成性规则，而非调整性规则。举证跟随规则不仅建构了司法的游戏，而且保证了司法游戏可持续。遵循这一证据法规则，可以建构司法的负反馈循环，使诉讼和审判相互抑制，从源头上减少纠纷，实现“以讼止讼”和“以错止错”。

发展沿革

世界发展

罗马法中的谁主张谁举证规则

中世纪法的证明责任分配规则

近现代欧陆法典中的谁主张谁举证规则

欧陆法典

规范说

中国发展

中外对比

法律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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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责任妨碍的推定

举证责任的免除

例外情况

规定

分类

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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