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则良（1915年—1957年8月8日），祖籍闽侯县（今福州市），出生于北京，著名历史学家，其著作主要收录于《丁则良文集》。
1933年考入清华大学历史系，在校期间曾教过杨振宁中国古代历史。毕业后先后执教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云南大学、清华大学和吉林大学（今吉林大学）。曾任吉林大学历史系主任、校务委员会委员。1957年8月8日，丁则良因被错划为“右派”不甘受辱，自沉于北京大学未名湖，年仅42岁。1979年平反，恢复名誉。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丁则良少时一度随父丁震归里，学完了小学课程，在家兼习文言文、书法与绘画，父亲还为他与乃兄另请了英语家教。1925年仲冬，丁震与表亲黄濬等十余人同游鼓山，镌石留念自书落款时特写上“丁则良同游”。自初中后，丁则良一直生活在北京，并读完了高中。1933年，丁则良同时被北大与清华大学的历史系录取，他选择了清华园。
入学不久后，丁则良便加入了“学生救国会”。1933年，曾教过后来成为著名物理学家的杨振宁中国古代历史。
1935年12月，民族危亡迫在眉睫，丁则良积极投身“一二·九运动”运动。次年1月，已是地下党员的丁则良参加了平津学生南下宣传队。
1936年，丁则良为顾颉刚主编的《尚书·禹贡》英译了杨哈斯班的《帕米尔游记》。
1937年，丁则良在《清华月刊》发表了译文《鸦片战争前的中西交通》。同年七七事变后不久，丁则良经天津市南下，途经南京时，为流亡学生起草了募捐宣传信。流亡途中，丁则良初识了后为妻子的李淑蓉。
工作经历
1938年，丁则良转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追随张荫麟研治宋史，夏季毕业后留任联大所属师范学院史地系助教，先后教过中西两门通史。1939年起，兼任天祥中学文史课。
1943年起，出任云南大学文史系专任讲师，同年暑假，被西南联大历史系正式聘用为专任讲师，与吴晗共开选修课“历史学名著选读”，丁则良讲授《资治通鉴》。
1946年暑假过后，丁则良随清华大学复员回京，继续担任历史系专任讲师。同年，战后中国举行最后一次庚款留学考试，丁则良被录取为唯一的史学留学生。次年7月，丁则良从上海市乘船赴英国，在伦敦大学斯拉夫研究所攻读苏联史。抵达英伦后，仅经一年半学习，丁则良便顺利通过俄文考试，进入了论文阶段。
进入1949年，丁则良密切关注国内局势，与在美国的弟弟通信并约定学业告一段落即早日归国。1950年底，他放弃博士学位，毅然回国。丁则良回国后经过上海，转赴南昌市接回妻女，挈家往游西湖后回到阔别三年的清华大学，任历史系副教授。同年，丁则良在清华与周一良合开中国通史，他为历史系编辑了三册《宋代土地问题史料选辑》，在清华、北京大学两校历史系联合举行的教学讨论会上作《宋代土地问题》的报告，发表了《北宋初年王小波李顺起义的性质》。随后，为配合抗美援朝战争，丁则良发表了《358年前的援朝抗日战争》与《美帝是怎样助日侵华的？》。此外，丁则良还作为编委，与张政烺、杨生茂、李光璧、孙作云与关德栋等发起创办了《历史教学》月刊。
1951年，丁则良出席了中国史学会成立大会。
1952年，丁则良发表了研究义和团的《华学澜的〈庚子日记〉》。同年秋，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清华历史系撤销，丁则良主动报名支援新筹建的吉林大学（今吉林大学），调入东北人大历史系后，丁则良任世界史教研室主任。
1953年，丁则良被选为校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委；翻译了《朝鲜史上抗拒契丹的伟大爱国者邯瓒》。1954年，翻译出版了《苏联大百科全书》中的《东方学》，发表了《俄国人第一次环球航行与中国》《苏联东方学者论东方人民民主国家的性质与特点》《加强向苏联学习提高教学质量》等学术论文或介绍文章。1955年，丁则良出任系副主任，兼任校务委员会委员。
1956年，丁则良为东北人大创办了《史学集刊》，发表了《评荣孟源同志有关1905年俄国革命对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影响的几个论点》。当年全国高校教授定级，丁则良被定为三级，与北京师大何兹全、山东大学童书业、王仲荦同一级别。7月10日，丁则良赴京参加高教部文史教学大纲审定会，与周一良承担合编亚洲各国史教材的任务，丁则良负责近代部分。11月15日，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举办孙中山诞辰九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丁则良作为唯一的外地学者，与历史研究所副所长侯外庐、中央政治研究室历史组组长黎澍同作学术报告。
1957年，丁则良发表了《关于一八五七年印度大起义中的封建势力和这次起义的性质问题》与《1857年印度民族起义初期起义军在德里所组织的军事委员会》，还与人合译出版了苏联史著《东方各国近代史》。5月，丁则良前往莫斯科参加东方学国际学术会议。
人物逝世
1957年8月8日，丁则良因被错划为“右派”后不甘受辱，自沉于北京大学未名湖，时年仅42岁。
1979年，丁则良平反，恢复名誉。
家庭成员
人物著作
人物评价
丁则良忧心家国，指点江山，他的许多看法，即便今天看来，仍称得上思想深邃，见解卓异。他之所论，也是当年知识分子的公共话题，除了躲进象牙塔不问天下事的少数学者，他那代学人几乎都是自觉的公共知识分子，都对这类话题或多或少发表过一己之见。（虞云国 评）
丁则良在读书期间就表现出很强的入世情怀，这种入世情怀其实一直影响着丁则良，或者可以说，丁则良的学术研究的旨趣，一直都与他的这种情怀有关。他的学术研究方向的改变，一直都是与时局直接相关，这是他区别于其他史家最大的特点，他是主动去融入时局，而不是被动被时局改造。早年宋史起步，《杯酒释兵权考》有对军队国家化的考虑在其中；继而转入苏联史，则是认识到苏联和美国“已经取得了世界上政治和文化两方面的领导地位”，且丁氏坚持应该走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的道路，从这一点出发，他才转入苏俄史的学习。后来又配合时局，展开对李提摩太的研究和批判。可以看出，每一步都是主动融入时局，从这一点上来说，丁则良的“变”中始终隐含着“不变”。这种对国家的热忱，基于他的天真，而这种天真又让他最终自沉于未名湖中。与此相仿的大概应该算周一良，因此，对丁则良的评价不妨也借用周一良的一句话——“毕竟是书生”。（新京报 评）
参考资料杨振宁与清华大学.清华大学.2025-09-26
纠结于政学之间的丁则良：清华与西南联大岁月.清华校友总会.2025-09-26
英年早逝的史家丁则良.清华校友总会.2025-09-26
虞云国︱纠结于政学之间的丁则良:英伦去来，学为时变.澎湃新闻.2025-09-26
丁则良文集.浙江省公共图书馆联合目录.2025-09-26
犹记风吹水上鳞：二十世纪变幻时世中的史家与史学.新京报-百家号.2025-09-26